时间：202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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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17年编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还是2022年编辑出版的《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特别突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完整而科学体系表征。前者的“出版说明”明确指出，“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而后者则强调，“习近平同志……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因而，对于国内学界来说，党的二十大之后深入研究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议题领域之一就是不断阐明它的科学体系性质及其理论意涵，从而更好地发挥它对于我国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方向引领和根本遵循作用。
如果把一个思想或理论的“科学体系”宽泛地理解为其阐述内容的系统性和结构的完整性，即对某一个理论或实践议题所做的系统而完整分析，那么，对其科学体系特征及其意涵的探讨就一直是国内学界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方面。2013年9月，国内学界最早尝试并做出了围绕着“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这一伞形术语的、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概括。比如，时任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和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都明确强调，习近平同志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系统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一年之后，“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开始成为学界使用的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意涵更加丰富的概念化形式或表述。比如，刘希刚和王永贵、胡敏都强调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应用和对我国生态文明与环境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2015年，刘鹏和唐小芹几乎同时最先使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统摄性概念，前者认为习近平同志形成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而后者则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呈现为系统性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方法论、引领性的生态文明大众话语和绿色导向的国际合作新思维。此外，李全喜关于“问题指向”“核心基点”“实践指向”的概括，也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意涵或逻辑架构的较早讨论。2016年以后，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逐渐聚焦于三大主要议题领域或方向，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及其特征研究是其中之一。比如，李雪松等提出，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什么是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全面深刻阐述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文明兴衰生态决定论”“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论”“生态环境民生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论”“生态红线论”“生态系统休养生息论”等重要论断，而阮晓菁和郑兴明则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括为“政治保证”“价值目标”“法治保障”“政策取向”“国际视野”等五个维度层面。自2017年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成为两个交互使用的伞形概念术语，而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及其特征的讨论仍是主要议题领域之一。比如，王雨辰和陈富国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践行应是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生态思维观”“生态价值观”“经济发展观”“生态法治政策”复合体系，而刘丽则归纳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知与践行的“关系维度”“民生维度”“发展维度”“实践维度”等四重向度上的体系性特征。2017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九大，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式确立，对于随后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伞形概念的最终确认。在此期间，除了出现了一些短暂而重要的过渡性表述比如“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等，学界还更加自觉地致力于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及其特征的概括凝练。比如，时任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较为明确地阐述了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内容的、后来称为“六观”或“八观”（“八个坚持”）的归纳表述，而李艳芳和曲建武则提出了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从价值观、思维方式、环境伦理认识论、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到生态法治观等维度上的深刻转变的系统性概括。在2018年5月18~19日举行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所作的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要点及其对于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大原则”。至此，不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术语正式得到官方确认，而且基于“六大原则”的“八观”或“八个坚持”也成为学界最广泛接受的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及其特征的文本依据或“蓝本”。2018~2022年，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意涵及其特征的研究仍是十分重要的议题。2018年，刘经纬和吕莉媛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生态科学理论和中华优秀生态伦理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张云飞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生态文明创新成果的集大成者”，而秦书生和吕锦芳则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由“目标方向”“关键问题”“总体思路”“战略重点”“制度保障”“思想观念”“国际合作”等七个方面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此外，俞海等在强调“八个坚持”这一权威性表述形式的基础上，全面概括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的创新性”“论断的科学性”“指导的全局性”“影响的长期性”“实践的有效性”“内容的体系性”等六个方面的体系特征。2019年，陈学明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产力理论”“发展观念”“现代化理论”“公正思想”“人类文明理论”“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等六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黄承梁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析于一体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张云飞则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由“核心范畴”“基本命题”“思想系列”等构成的完整话语理论体系。此外，吴舜泽还全面归纳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系统整体性”“逻辑结构性”“发展演进性”“哲学突破性”“实践贯通性”等品格特征。2020年，刘海娟和田启波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体系的逻辑构架包括如下五个要素：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文明价值论”、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态生产力与生态关系”的辩证关系、基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物质与生态意识”的辩证关系、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生态矛盾论”、基于实践论的“生态革命论”与“生态治理论”，而方世南则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包括“生态政治理论观点”“生态经济理论观点”“生态文化理论观点”“生态安全理论观点”“生态公正理论观点”“全球生态国际合作理论观点”等六个方面内容。2021年，杨发庭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蕴归纳为如下六个构成性要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视野，而谭长峰则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概括为“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系统统筹的生态方法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论”“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等四个方面表征。2022年，张瑞才和李达明确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由科学概念体系（包括“核心概念”“基本概念”“重要概念”）、完整理论框架（包括“鲜明主题”“历史使命”“奋斗目标”“现实动力”“行动方式”“制度保障”“全球治理”）、鲜明理论特征（包括“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时代”“人民与价值”“系统与原则”“本土与世界”相统一）和创新话语体系（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话语相贯通”“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群众话语相融合”“标识性概念与重大理论命题相对接”）所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如上所述，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完整结构做出系统的学理性归纳与阐释，是近年来学界一直比较关注、著述也较为丰硕的研究议题。而同样明显的是，这些讨论还存在着至少如下两个方面的不足，并弱化或影响到了这种体系性揭示和阐释的科学性。其一，多数情况下是由于特定视角下分析尺度或指标选择界定上的不够明晰，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系统（丰富）性或结构完整（逻辑）性的质性强调较多，但对于其系统完整呈现本身的刻画或论证却不够清晰充分，也就是说，并未能够清楚表明它的丰富内容与多样化表述何以是一个意涵明确、结构完整、逻辑自洽的理论（政策）话语体系；其二，部分是由于缺乏对权威文本的动态或整体性把握，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的概括过分拘泥于习近平同志本人表述的直接引用与党和政府官方文献的转述，使得本应作为理论话语体系标识品性的学科视角和学理性言说特征不够突出，许多论述则呈现为一种过于通俗化的政策术语复述或过度直接的理论嫁接与勾连。有鉴于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仍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一个亟待加强的基础理论性问题，也就是需要更加自觉而深入地思考如何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意涵及其特征的阐释论证，从而为更加专题性、多样化和立体视角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提供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支撑。
从方法论意义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这一议题可以分为如下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一是如何理解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科学性，更多是一种核心概念澄明层面上的问题；二是如何开展基于这样一种特定认知或界定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更多是一种技术路线选择层面上的问题。笔者将首先阐述第一个问题，即当我们言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时具体指称的究竟是什么，而把第二个问题放在第三部分来讨论。不难理解，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一个包括两个构词性元素的偏正式复合概念：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科学体系”，其重心则明显在于后面。对于前者，尽管也会存在源自不同观察与认知视角的自主性界定，但我们可以依据党和政府的权威性文献包括习近平同志个人的著述——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和《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给出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概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它还可以归纳为如下三重维度上的综合性判断：当代中国的和人类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生态学”）；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左翼政党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生态环境治国理政基本方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这里的核心性问题是如何认识与对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其中大致有两条思路：一是更多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认为它更多是基于国内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经验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需要的理论创造，尤其是致力于回答新时代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中后期的全面绿色发展或转型潜能，因而强调不仅国际知识界并不存在成熟形态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理论、而且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更早时期的生态环境理念及其践行也只能在拓展或类比的意义上称为生态文明理论。二是更多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认为虽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中国背景语境特色和新时代特点，它像其他国家地区版本和流派形式的绿色（生态）理论一样都可以称为具体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而这就隐含着或承认了存在众多（或一般性）生态文明理论的设定——中国共产党始于更早时期的生态环境理念、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长期由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文化）理论都是某种意义上更具普遍性的生态文明理论。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有其合理性或优点，但在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时却必须意识到，过分强调或偏执于“特殊性”或“普遍性”的思路其实都会遭遇到严重的方法论难题，因而应当努力将其结合起来。比如，对于前者来说，过分突出“特殊性”将会带来一种难以与其他思想流派进行合理比较的困难，因为它所依托的现实与自己过去、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境况都有着质的区别，而且有可能导致理论分析或体系建构上的无从参照甚或独断；对于后者来说，过分突出“普遍性”看似使得与其他思想流派的比较变得容易，但却因为忽视或抹杀了与自己过去和其他国家地区的一些根本性差异而使得比较结果的科学性大打折扣，而且有可能导致对于生态文明理论这一伞形概念本身的过度泛化使用。因而，合理的处置方式是对二者的综合，但不应是无原则的折衷。在笔者看来，第一，首先应该坚持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殊性，即它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更早时期生态理念及其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学”）和现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念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也应看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普遍性，即它无疑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更早时期生态理念及其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学”）和现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念或理论的滋养，并做出了自己的时代或地域创新。第二，从中国共产党生态理念的百年演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学”）及其国际实践到现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念或理论，是一个较为合适的“中心——边缘”或逐层拓展的普遍性话语阐释进路，即它们依次展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代社会（文明）理论视域下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社会政治想象与愿景。第三，至于现代社会（文明）条件下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或理论，还可以依据其内部“深绿”“红绿”抑或“浅绿”的价值观差异或不同的环境人文社科学科归属做出类别区分，并构成对现实中某一个具体理念或理论派别的普遍性观照，包括准确地确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坐标或时空方位。可以说，前文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进一步做出的三重意涵描述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量。对于后者，首先需要加以区分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个理论认知系统本身的科学真理性和学界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的科学合理性，分别对应或强调的是理论对于实践的客观正确反映及其引导规范作用发挥和理论自身话语构建与呈现过程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科学质性表征。毫无疑问，前一层的科学性意涵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既有一个不断从孕育萌生、形成确立到丰富发展的理论生成过程，也有一个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逐渐拓展深入而不断自我完善与革新的理论创新过程，也就是一个科学性日益显现和增强的动态变化过程。比如，必须承认，习近平同志2018年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答问和2005年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考察时分别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所做的阐述，除了背景语境上的差异需要考虑其中，越是后来的表述理应有着更高的科学性，因为它总的来说凝聚了对于更为全面丰富的社会现实实践的感知和认识。但笔者在此更加关注的是它的后一层意涵，即与学界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相关的科学性问题。换言之，我们应如何判定某一个理论体系化概括与阐释相对更科学些，以及如何提高学界这方面努力的整体性科学水准。具体来说，笔者认为，这又可以分为如下五个小的方面或侧面。其一，适用于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内的所有人文社科学理性阐释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尺度（规范要求）问题。尽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是一个基于极其丰富多彩的新时代社会实践的高度综合性的话语理论系统，而这意味着学界可以从十分不同的学科理论视域、话语言说方式来加以归纳与阐释，但必须明确，对于所有的科学理论体系来说，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科学质性意义上的规范要求。比如，任何一个学科理论视角下的理论体系构建都必须符合最基本的主题明确、概念清晰、学理性论证、逻辑自洽、体系规范化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学科方向视角下的理论观点阐述都必须意识到并尽量审慎对待自身的科学（同时包括自然生态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上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如果哪一个体系化学理性阐释未能自觉或充分揭示出《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和《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已明确强调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远的立意、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和对于“为什么、什么样和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刻回答等核心表征，那就很难确保或声称自己的科学性。其二，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界定问题。这其中既包括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形成发展过程和话语表述特点的正确理解把握以及适当的权威文献选择问题，也关涉到不同学科或理论视角之下所从事研究的科学概念化以及理论阐述问题。比如，无论是对于习近平同志青年时期或主政地方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发展阶段性的分析还是对于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元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中地位作用的探讨，都与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界定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如果缺乏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解与界定，就很容易在对具体议题的讨论中做出偏执性的判断或论断。其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的确定、凝练与阐释的科学性问题。毫无疑问，像其他环境人文社科理论一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支撑性条件，是一系列理论意涵分别得到清晰阐明、又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核心概念、基本命题与重要论断。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不同学科领域可以有着自己的侧重或偏好，但也必须首先做到立足或服从于来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权威文献的一些共同性核心概念与基本命题。换言之，它们之所以是核心概念与基本命题，就在于它们贯穿于或统摄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主要议题领域。基于此，在笔者看来，围绕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最高伞形概念和“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初始基本命题，我们可以初步构建起一个由若干个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组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话语体系。其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样态的构建、阐发以及分析比较的科学性问题。围绕着能够体现或代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权威性文献——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5.18”《讲话》，我们既可以从执政党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政府的生态环境治国理政方略和国家特色的环境人文社科话语理论相统一的一般性视角，也可以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理论等不同学科的观察分析视角，构建与阐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性理论体系样态并且进行比较分析。这里所涉及的主要科学性问题或考量是，一方面，如果说一般性视角之下的理论体系样态构建与阐发必须满足作为人文社科理论的科学性要求——同时在理论主题和逻辑规范方面，那么任何一个学科视角下的理论体系概括都必须符合这个学科自身的科学性要求——比如与研究方法相关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越是接近于哲学人文学层面上的理论体系概括就越具有显著的价值承载与规约意涵。据此，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判定）各种现存理论体系样态概括阐释的科学性，还可以自觉预防某些学科视角下可能发生的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构建与阐发的“去政治化”或“去价值化”风险。其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科教育和大众或国际传播的科学性问题。就前者而言，尽管从国内学界主流认知和高校研究教育的实际进展来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科框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来界定与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教学和研究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但必须看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还是一个有着明显的新兴交叉学科方向特征的新文科知识体系。因而，如何从我国学科体系完善与改革的角度来加以推进，是关系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科学性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就后者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和国际化宣传与传播，显然是一个关涉到多方面科学知识和诸多理论学科的问题。比如，无论是对于传播对象还是媒介渠道的科学认知与规律遵循，都是改进与提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和国际传播成效所必须做好的，过分强调或突出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与官方主流媒介渠道的作用并非上策。如上所述，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与学界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和阐释相关的科学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如何判定某一个理论体系化概括和阐释成果的科学与否，以及如何提高学界这方面努力的整体性科学水平。也就是说，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澄清辨析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阐释的“科学体系”构建相关的基础性问题，而不是提供或构建一个具有更高权威性的“科学体系”。由此而论，可以明确的是，第一，研究者必须尽力做到科学对待权威政策文本，尤其是习近平同志个人的系列重要论述、历次党代会报告和重要政策文献。概言之，既要充分尊重原始文献中的文本内容包括措辞表述，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过度诠释或政治曲解，也要自觉意识到政策表述与学术阐述之间的界限，真正做到“用学术讲政治”“用‘绿色叙事’讲好‘绿色理论’”。二是研究者有必要重视“科学体系”构建及其阐释进路本身的科学性问题，尤其要避免研究方法论前提意义上的自身局限性。必须明确，相对于现实中作为一个内容全面丰富、形式活泼多样的话语系统而存在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任何基于人文社科理论知识与方法的体系化学理性研究，其实都难以避免地有着片面甚或独断的一面。当然，问题不在于根本消除这种局限性，而是需要对它的存在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自反意识。
三、基于学术、话语、学科三维科学认知整体的分析框架
在上述问题辨析和概念阐释的基础上，本文将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由学术、话语和学科三个维度构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体系研究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在笔者看来，我们首先可以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研究对象视为一种当代中国版本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理论或面向社会绿色变革（转型）的环境社会政治理论，然后就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理论构建的一般性科学要求与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体系化归纳和阐释的“科学体系”的基本要求相对照，从而概括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需要着力讨论的五个基础性问题，最后进一步将这些科学性问题或关切聚合成为学术、话语和学科这样三个侧面或维度。就第一步骤而言，只要接受对于广义的生态环境科学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大类型划分，那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种当代中国版本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理论的地位就是显而易见的。而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治国理政方略的政策性阐述和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化社会政治动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权威文本在理论阐述方式与表达风格上具有显著的政策（大众）话语特征，而不是一种学院派样态或格调的话语理论；其二，之所以强调政治哲学理论构建方法及其科学性要求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致力于推动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根本旨向以及由此所具有的环境政治哲学质性。就第二步骤来说，首先，我们可以把人文社科理论尤其是政治哲学构建的一般性科学要求归纳为如下五个具体构件或环节。第一，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一般方法论原则（要求）。特别需要明确的是，它们同时包括对于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科学性、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研究者主体等最基础问题的通识性理解。第二，研究对象的科学概念化或核心概念的界定。作为理论体系构建的开端，需要对研究对象做出特定观察认知视角下的明确而科学的界定，由此也就确立了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最高伞形）概念，包括整个理论体系所致力于探讨与回答的核心议题，即确定基本问题与理论假设。第三，主要概念（范畴）和基本命题。遵循层次分析法的理论思维或叙述方式，就可以在核心（最高伞形）概念之下逐次解析出第二级和第三级层面上的主要概念，并且围绕着这些概念形成一些基本理论命题。第四，理论体系构建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大致相同的学理性阐述方式、言说逻辑和特定的学科视角、文献来源等，就可以构建起一个系统完整而逻辑规范的理论话语体系。第五，学科方向定位与教育传播。随着一个或数个主导性理论范式与体系的形成确立，就有可能逐渐出现一个由众多理论体系组成的科学学科方向（理论系统），并在一定的学科教研体系和媒介时空范围内进行宣教传播。其次，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体系构建的一般性要求引入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体系构建的研究之中，并转化成为如下五个具体性问题：一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体系化学理性概括和阐释的整体科学性（衡量尺度）问题研究，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问题研究；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构成性主要概念与基本命题的确定及其意涵阐释问题研究；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性理论体系样态的构建以及比较分析问题研究；五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科方向（理论宣教体系）凝练与建设问题研究。总之，这将是一种双向意义上的意识自觉与努力，即在有意识地把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一般性方法应用到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建构与阐发的同时，主动把我国目前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从更多是一种政策内容与话语阐述提升到一种学理性概括与分析的更高水平。就第三步骤来说，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聚焦于学术、话语、学科等三个维度或侧面来对学界所从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做出科学性与否或高低的判定，也可以依此来更科学地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一方面，可以认为，越是接近于或符合学术、话语、学科三重维度标准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就具有越高的科学性含量或“成色”，尽管这并不能够否认，单一维度甚至更具体视域下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科学性水准。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就（理应）是一个具有各自结构完整性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尽管在现实中是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或孤立地加以讨论的。就其科学性程度而言，作为学术体系更加强调的是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的内容和形式学理分析质性，作为话语体系更加强调的是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的话语表达逻辑规范质性，而作为学科体系更加强调的是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的学科方向归属宣教质性。而即便是一种单一维度或更具体视域下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努力，也必须清楚意识到并处理好与其他维度、论域之间的边界外延关系。比如，经济学维度下的关于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的专业化讨论，必须科学合理地将其置于“两（座）山论”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论断的话语语境之下，才能真正揭示出其所彰显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十分关注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总的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仍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议题领域。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已经概括了包括生态文明思想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大致思路是，一方面，在研究旨向上要自觉站在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整体性高度，站在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使命高度，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哲学视域下深入研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释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性问题，从而推动更加系统科学地概括阐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理论意涵，更好服务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阐明的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构建一般性要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中的运用，既着力于推进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性逻辑化理论阐释，也注重更好地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到我国的环境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并发挥更大的指导引领作用，也就是主动引入并构建起一个由学科、学术和话语三重维度组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阐释与传播方法或体系。最后需再次强调的是，科学体系问题研究和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的目的一样，其首要目标都是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能够现实展现出更强大的理论说服力、更顺畅的国内外不同社群传播、更有效的实践促动作用发挥，而不是简单考虑增加具体理论体系样态的形式规范与外观上的所谓科学性。换言之，内容本身的科学真理性始终是前提性的或决定性的，单纯表述与传播方式形式上的规范程度改进并不等同于或能够确保科学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如此。
